这个世界上，有一些职业很奇怪，越是兵荒马乱他越值钱，比如说军事家，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别人都民不聊生，天下大乱的时候大家都要请他。
还有一个是小说家、诗人，他在一个太平盛世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往往是天下不幸诗家幸，越是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伟大的文学作品诞生了。
还有就是经济学家，凯恩斯说，经济学家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他们是我们村口的猫头鹰，我们每天都在自己的村里忙忙碌碌从事自己的生活，村口树上有一只猫头鹰，他天天替我们看日升月落，如果这个村子很太平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看猫头鹰，因为跟我们生活工作没有关系。
只有天变的时候，或者远处有一个风暴来的时候，有路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猫头鹰，到底太阳有没有升起，月亮有没有下去，远方的道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猫头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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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：被逼出来的改革
经济分三类，一类是微观经济，是搞管理研究的，叫管理学家；第二个是中观经济，就是搞企业研究、搞战略研究的；还有一类是宏观经济，是讲国家宏观政策、世界贸易、世界货币怎么样。
如果从企业视角来研究的话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特点。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中国的改革，从1978年到今年，一直被一个叫做“逢8魔咒”的名词伴随着，就是说每到8那一年的日子就不好过。虽然我们买什么都喜欢8，却忘了中国有一个词叫七上八下。
但往往是不好的年份反而会推动这个国家的政策改革和制度变革，中国改革40年，一言以蔽之，就5个字——倒逼式改革。
没有一场改革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进行的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老百姓，说我们大家喝喝酒一起聊聊改革吧，是没有过这种情况的，都是到很困难的时候，才搞改革。
1978年搞了改革，为什么？1978年8月份的时候，当时邓小平把主管中国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叫到办公室，说从今以后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，民不聊生，压力很大，再搞下去就爆炸了。
邓小平说道：“我们要对内改革，对外开放，我们要胆子大一点，步子快一点，我年纪大了，不能跑得更远，你替我去一趟欧洲和美国，告诉他们中国要改革了，我年纪大了，就跑中国近一点的地方。”
所以1978年建国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日，然后飞机直接飞到新加坡，去了日本和新加坡，谷牧去了欧洲和美国。
大家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说我们搞改革开放，改革开放的主战场是农村，农村改革的主要办法是联产承包责任制，那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第一次出现呢？就是在安徽和四川，因为当时这两个农业大省出现了50年来极为严重的旱灾。
1978年以后，人民公社模式走到了尽头，大家都还记得小岗村的故事，一天晚上，十几个农民挤到一个破屋子里按手印并商量好“明天我们把村里的田分了，这个分田是要杀头的，如果谁脑袋掉了，我们其他的人要把他们家的孩子养起来。”
所以改革开放不是某些人坐在那儿想出来的，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，被逼出来的。中国的国运，如果有运气的话，也正是从1978年开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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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8：物价闯关的失败
到了1988年，中国已经改革开放10年了，那一年邓小平接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，小平对一些欧洲人说，中国改革开放10年，让中央意外的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，乡镇企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民营企业。
1988年中国产业经济也出现了一件事情，那一年民营企业的用工人数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有企业，所以那一年叫做半壁江山，邓小平也很自豪。
但198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物价暴涨的一年，那一年全国的物价水平涨了20%以上，全中国所有商场里的商品全部被抢光。
比如说1988年，如果你想在上海买一只当年称得上是奢侈品的双喜牌压力锅，你需要到街道里开你的结婚证明，你拿了结婚证明，拿了结婚证才能到商场里买压力锅，否则你不结婚干嘛买压力锅，不是给国家添堵嘛。
那一年的经济疯长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给中央提出了一个建议叫改革货币、放开物价。结果证明了猫头鹰这次出的主意是一个馊主意，我们叫做物价闯关运动，结果闯关永久失败。
1988年我们是在非常落寞的环境下度过的，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社会大动荡。中国经济崩溃论第一次提出来就是在1988年，就是由于那一次物价闯关的失败，导致了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物价体制被彻底瓦解掉了，所以进入90年代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讨论过物价改革了。
然后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，提出了社会主义体制，所以说中国相当于有一个囊肿，我们给它吃药，但吃什么都没用，直到最后拿把刀把它捅破，脓流出来了也就好了。
3
1998：危机与转机并存
1998年中国企业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做产能过剩。要知道1978年中国还是短缺经济、票据经济的年代，我们花20年的时间，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，完成了中国轻工业，包括服装行业、饮料行业、家电行业的全面国产化。
但是1998年中国经济也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，那就是东亚经济危机的爆发。那一年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倒闭的一个时期，我写过一本书叫《大败局》，2000年出版的，其中写到的10家企业有8家都是死在98年了。
也是那一年年初，朱镕基正式当选国务院总理，朱镕基提出要抬着棺材搞改革，他说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，也要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所以98年中国经济是非常危险的一年，那一年又出现了中国经济崩溃论。
也正是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中国进行了非常重大的改革，第一件事是中央政府做的，朱镕基政府提出来的。当时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疑问，就是当我们的产业经济，包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以及轻工业都完成了，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后，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力在什么地方？
朱镕基总理提出来说，一个叫做消费，一个叫做出口，一个叫做投资。
1）消费，消费就是以老百姓的商品消费为主。
2）出口，出口就是我们要把国内过剩的产能经济向全世界国际化，所以出现了中国制造。朱镕基政府开放了中国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。
3）投资，中央政府举债6000亿，在东南沿海修高速公路，从上海往北修，修到南京、青岛、济南、北京、沈阳，往南修，杭州、宁波、厦门、广州。
所以我们今天讲三驾马车，消费、出口、投资，是在1998年开始建立的，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开始告别了轻型化道路，走向了重工业化的道路。
第二件事情是1998年中国正式进入了互联网商业时期，中国第一家门户网站就是新浪。中国今天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腾讯，是在1998年创办的，上海也有两家非常著名的互联网公司，盛大和携程，也是1998年创办的。
可以说1998年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商业应用的元年，在过去20年里面，中国产业经济那些赚到钱的朋友们主要靠什么赚钱？就是靠互联网+三驾马车，所以1998年开始我们面临着重大的危机，同时也出现了重大的转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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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：扑朔迷离的一年
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一本书叫《激荡三十年》，因为08年要在我们国家举办奥运会，所以年初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高兴，结果一季度南方大雪灾，二季度汶川地震，三季度份美国次贷危机爆发，四季度三聚氰氨。
2008年中国经济也是非常扑朔迷离的一年，然后中央政府出了4万亿。到了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刚刚超过日本，2017年，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三倍。
2008年中国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有33家，去年是115家。10年前，中国市值最高的三家企业都是中字头的——中国移动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石油。
10年前中国没有微信，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滴滴打车，没有今日头条，没有快手，没有抖音，没有共享单车。今天呢，这些都一一出现了。
所以这10年里面，我们的国家和产业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，但是，今年我们也面临着特别大的困难。两年前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挺高兴的，美国人是怎么回事，竟然会选这样一个人当美国总统，特别不靠谱的美国总统。
然而昨天就一个朋友跟我说，吴老师，有没有可能未来特朗普会成为美国一个特别伟大的总统，仅次于林肯。
我想现在看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。去年他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减税，今年对中国发动了史上前所未见的中美贸易战，对 我们精准打击，而且今年上半年是美国经济40年来发展最好的时期，相对来说，我们中国经济就面临特别特别大的困难。
今天（8月4日），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金，而腾讯公司从今年3月份到今天，市值跌掉了1万亿港币。美元兑人民币6.84，英镑是8.87，深沪两市创业板创下了三年以来新低。
5
去杠杆与调结构
不可能同时完成
我们有两个词，一个叫做调结构，一个叫做去杠杆。什么叫调结构，就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今天面临着结构调整。
大家都是做企业的，如果我作为一个企业家，什么时候调结构比较好呢？自然是我在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，我处在一个成长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哪怕内部进行组织结构调整，对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，都是我比较顺利的时候。
如果我今年上半年营业额下降60%，你叫我调结构，我一调就要出问题。而且如果我要调结构的话，我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环境，这样我才有能力来进行调结构。
再说说去杠杆，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61%到62%，但是人民币发行总额却是美元+欧元总和，中国亟需解决的泡沫之一就是人民币，所以要去杠杆，中央政府的杠杆，国有企业的杠杆，银行的杠杆，全部都要降下来。
但是去杠杆的时候，我又该怎么进行调结构啊？所以各位要记住，去杠杆、调结构在我看来，是一个不可能同时完成的问题。
所以上半年进行大规模去杠杆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正在调结构，正在转型升级的企业家朋友们就特别困难，道理很简单，外贸不好，银行不贷给我钱，内需萎缩，劳工成本在上涨，调整起来很困难。
6
我们正面临着
近40年来极深刻的挑战
“中国的改革到今天这样的环境下，我认为又到了78、88、98、08年的时刻，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时候，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近40年来极深刻的挑战。”
同时，如果中国改革经验还存在的话，那么今天也可能是进行倒逼式改革一个重要的时刻。
那么在这个周期中，中国经济突然间发生崩溃性事件的可能性有吗？我认为没有。中国经济有非常深的一个战略中生代，我们在中国还是看到了很多新的变化。
比如说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中国出现了一批新中产阶层，中国的创业者仍然非常激进，中国今天每天有1万家企业创立。 当然，今天中国的80后、90后创业，他们没有梦想再成为马云、马化腾、刘强东这样的人了，因为没有机会了。
但他们有的机会是什么？他们有机会认真地去做一块巧克力，去做一块火腿，去做一包茶叶，去做一件衣服，做一件中式的家居，这个有机会，因为永远有人会买单。
这就是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情况，我们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面临着前所未见的近40年来极深刻的挑战，但中国的产业内生机制仍然存在。
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匹配，需要看到一些新的政策性的变革，我们的税收政策有没有发生变革，我们货币政策的动向是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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